1938年03月24日[周四]

　　[英] 约翰·惠勒-贝内特《慕尼黑——悲剧的序幕》：

　　最后，首相还发表了一篇暖昧的声明，给人的印象仿佛是英国的政策有了变化。他说，英王政府永远关注中欧，因为那里发生的事情影响到其他地方的安全。 

　　坐在下院外交走廊里的扬·马萨里克和在布拉格赫拉德欣宫的贝奈斯总统，听到这些话以后，都深受鼓舞，感到有了希望。如果英国首相关于奥地利已能这样说了，那么关于捷克斯洛伐克，情况不是更加适合得多吗？捷克斯洛伐克不仅是国联的伙伴成员国，而且和法国、苏联建立了防御同盟，另外，捷克斯洛伐克本身的地理位置，对中欧的安全是个关键，而张伯伦先生已经宣布英国关注中欧的安全了。在巴黎和莫斯科、在华沙、贝尔格莱德和布加勒斯特、在柏林和罗马，人们都在问同一个问题：这是否预示英国外交政策的新方针，表明英国已经觉醒，并对中欧、东欧产生了新的兴趣？

　　对那些期望得到这个间题的“肯定答案”的人来说，真是活见鬼！这个问题并没有拖得很久。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张伯伦先生的怒气平静下来了，他的抗议减弱下去了，他重又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了。3月19日，也就是他在下院发表讲话后的第五天，苏联政府就商讨防止进一步侵略的办法召开“四大国会议”的建议送到了。3月22日，英国内阁决定拒绝这一建议。两天以后，张伯伦先生就英国外交政策发表了第二篇、也是更为重要的一项声明。

　　3月24日声明是一篇使人困惑不解的杰作。在这份声明中，一方面是老调重弹；另外，对德国在中欧和东欧制造的新局势中存在的要害问题，却使全世界如坠五里雾中。英国不准备做什么，那是洞若观火的。至于英国面临不测事件时可能做什么，声明却闪烁其词。

　　首相说，英国的利害关系分属下列三个方面：

　　“我们根据某一条约承担的某些义务使我们在情况需要时必须打仗，因此我希望任何人不要怀疑这一点：我们要为在这种情况下履行我们的义务而作准备。”

　　属于这一方面的，是罗迦诺协定所规定的英国承担的义务——后来在德国1936年废除此协定后，英国又再次确认了这些义务——要求英国帮助法国和比利时抵抗任何无端的进攻。英国还同葡萄牙、伊拉克、埃及签订了正式同盟条约，因此负有条约义务。

　　“然后，我国还有某些根本利益，这些利益如果受到威胁，我们也应打仗，——那就是为了保卫对民族生存至关重要的我国领土和交通运输。” 

　　第二个方面说得不那么具体：

　　“还有另外一些情况，就是当我们看清，除非打仗，否则我们就永远也不能希望我们视为无比珍贵的东西免遭毁坏，这时我们也得去打。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自由，以及按照我们的民族传统和民族性给我们规定的生活标准去生活的权利。” 

　　还有第三个方面：

　　“再一种情况，性质虽较一般，意义却不是不大，那时我们也要使用武力。这是根据国联公约出现的情况，对此，前外交大臣说得很明确：‘除此以外，只要我们根据国联公约的条款认为适宜时，我国的武装力量就可以用来援救一个被侵略的国家’。

　　“比方说，那种情况就可以包括捷克斯洛伐克。” 

　　考虑到张伯伦先生3月7日提到国联公约中广泛保证的那些话，以及后来英国政府决定对德国吞并奥地利的反应充其量不过是抗议这一事实，捷克人就如冷水浇头。但是首相还没有完，他唯恐上面这段话会引起过高的希望，于是又继续讲下去，以便事先把那些希望打消。

　　他说，有人建议过，要英国预先作出保证，一旦捷克斯洛伐克受到德国的侵略，而要求法国履行其对捷承担的义务时，英国就应立即全力援助法国；还有人建议，英国应该立即声明，为了援助捷克斯洛伐克抵抗无端的侵略，已经作好准备，英国还应该带头邀请其他国家支持这样一项声明。英王政府不准备同意这两个建议，也不准备同意任何其他建议——如果它会使英国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即参战的决定必然自动地不由英王政府自主了。

　　首相只是在一个地方具体提到苏联的建议，他说，苏联的建议“不怎么重视通过协商解决问题，而更重视商议如何行动以对付尚待发生的事件”。[后来下院4月4日就工党提出的不信任动议进行辩论。对于工党全国委员会团结“爱好和平的国家，特别是法国、联合王国和俄国，结成反侵略同盟”的建议，张伯伦先生在答辩时说，这个建议“将把欧洲分裂成两个对立的阵营，而这是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反对的。我敢说工党的建议远不是对和平作出贡献，而只会不可避免地把我们拖入战争”]

　　张伯伦先生先明确地表示了如下态度：英国拒绝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作出哪怕是脆弱而短命的保证[对奥地利它就作过这种保证，然而就在最近，它发现自己不能、或者不愿履行这些保证]。接着他又说了一段颇堪玩味的话。消极方面的话，他说得很清楚，使人丝毫没有犹豫的余地；但一转到建设性方面，他便玩弄辞藻，其技巧之高明，足以使特尔菲神谕宣示所[特尔菲神谕宣示所：特尔菲，古希腊城市，因有阿波罗神殿而出名。神谕宣示所是宣讲卜签、神谕的场所。——译者]的监护人羡慕不已：

　　“谈到战与和的问题，并不仅仅关系到法定的义务方面，如果发生战争，那就不可能只限于是承担义务的国家的事。很难说战争会打到哪里，并且哪些政府会卷入战争。事件的无情压力很可能比正式宣言更为有力，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原来发生争端的各方以外，别的国家几乎也完全有可能马上被卷进去。

　　“这对于象英国、法国这样两个国家来说，情况更是如此。两国之间有长期友好合作的历史，两国的利益交织在一起，两国都珍惜民主和自由，都决心维护民主和自由。” 

　　张伯伦先生最后宣称，英国政府要继续施加其影响，以调整各国间的关系——不管是条约关系还是非条约关系，只要看上去是需要调整的都要调整；英国政府也愿做出一切努力，使所有出现的争端都“得到和平的、井然有序的解决”。他向捷克吞保证，英国一直准备着进行斡旋，敦促捷克人运用“一切外交手段”以求得和平，并建议他们采取实际步骤以“满足日耳曼少数民族的合理愿望”。他接着说：“同时，完全没有必要试图使用武力，老实说，连谈论使用武力都不必谈。对这种谈论要加以强烈反对，这种谈论不但不能有好处，而且肯定会有害；因为那样势必干扰外交活动的进行，势必助长不安全、不稳定的情绪。” 

　　张伯伦先生这样说明英国的意图时，恰好给他自己制定了一条不易遵循的方针。他说得很清楚，他不会偏离他的绥靖政策。他从当政的那一天起，就开宗明义地抛出了绥靖政策，以后他又多次确认这一政策。根据这一政策，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他拒绝给法国开空白支票。但是同时他又承认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如果法国为履行其对捷克人承担的义务而参战，英国将介入。为了勉为其难——为了把饼既吃掉又留下——总之，张伯伦先生的政策如想获得成功，法国不参加这样的战争就成为极端必要的了。

　　要把如此复杂的外交抱负成功地付诸实现，纵有坎宁、帕尔默斯坦和迪斯累里[这几个人都是以所谓善于调解国际纠纷出名的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其中迪斯累里就是比康斯菲耳德。——译者]那样敏捷的天才和善于随机应变的头脑，恐怕也不够用。这是一种平衡术，是有走钢丝技巧的外交家在一切因素都对他有利的条件下，才可能得到的那种平衡术。但是张伯伦先生不是杂技演员，他不会随机应变，不敏捷，也不是外交家。他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头脑呆板。他为人忠诚老实、不算胆小，但心地狭窄而且固执己见；他兼有颇重的个人虚荣心和对战争的深沉持久的恐惧心理。

　　另外，他不相信、也不喜欢外交场合中那种拐弯抹角的方式，而喜欢商业上的比较直截了当的——假如不是比较道德的——行径。他具有商人的头脑，习惯于做这样的交易：就是在交易中，某一子公司的股东和老板可能暂时受到损失，但整个公司归根结底还是赚钱的。他墨守着牛贩子的技巧和效能。